享有公民权的人，这之中必然也就包括了一些“阶级成分不纯”的公民。

    此外，在临沂的农村中还存在一个隐性的重大影响因素，那就是宗族势力。这是乡村中一种特别顽固且强大的力量，农民们通过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传统上形成了一种隐形的共同体，它是许多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族的大联合，在清朝时这种宗族共同体在村庄里起着实质上的村政府的作用。

    即便红军在山口村推行了土地改革，而且在战争时期从肉体上消灭了一批宗族长老，但也不能把这种隐形的共同体彻底驱离村庄。

    如果为图省事，就让农民协会像变色龙一样摇身一变而成为村政府，那么宗族势力就可能借此机会重新掌握乡村的控制权。

    村国大的组织形式则多少破坏一些宗族势力垄断村庄政治的机会，因为乡、村国大的法团主义结构都意味着原本只占村庄里很少一部分人口的小宗小姓、手工业者和经营小商业的游民，可以获得远超过他们人口比例的代表权。

    国大的法团形式，其实对占人口比例最大的那一群体是相对不利的，因为它从组织形式上使占人口比例最大的群体无法获得同其人口比例完全相符的代表权，这对制衡村庄中最大一支宗族势力是能产生正面作用的。

    当然，只有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的村庄，社会党人才会在这里设置村国大的机构。土改本身也已经大大冲击了农村原有的阶级关系，同时还大大破坏了农村本来的宗族势力分布格局，在这样的形势下组织的村国大政府，便较小可能堕落为宗族长老把持的工具。

    但同时也没有人能完全确保排除宗族势力的影响，这种乡村隐形共同体在中国的历史是如此漫长，以至于到达了不花费几十年时间不可能彻底排除的地步。社会党人的土改也好，村国大政府的设置也好，都只是从技术层面限制或者制衡宗族势力的影响，想要彻底瓦解这种乡村隐形共同体，恐怕只有倚靠数十年如一日的教育发展、人口迁徙和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了，这又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事情。

    这一点区别，对山口村的村民来说似乎太微小了，大多数人还意识不到制度上带来的微妙而长远的影响。总之，村国大那种试图彰显无所不包的民主性质的原则，归根到底并不取决于单独一个村庄的需要与否，而是由于它是社会党人提出的整个政府结构的一部分。

    只不过，就连有着极高受教育水平的越飞，都感到这一套模式是如此复杂，它真的能长期运行下去吗？或许就像观察日报上最近在极力宣扬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一样，这终究只是一种过渡的临时性办法罢了。